疫情期間,全球經濟基本上停擺了一段很長的時間。工廠無法運作,生產停滯,直接導致通膨加劇。人們上班受限,收入減少,公司盈利下降,很多人只能提前花未來的錢。結果,疫情過後,他們不得不開始縮減開支,還清欠債,努力應對當時飆升的支出。

這種狀況導致兩大問題:首先,普通民眾的生活變得困難;其次,不僅民眾有壓力,政府的日子也不好過。這就回到了我之前經常提到的“財政不可能三角”。疫情期間,政府的支出大幅度上升,原因很簡單——西方國家需要補貼中小企業,防止它們倒閉,還要努力降低失業率。同時,防疫政策也是一大筆開支,像打疫苗、口罩、檢測試劑等,許多地方都是免費提供的。

這些支出從哪裡來?政府只能不斷舉債,但債務一旦攀升,就逼著政府要做兩件事:削減開支和加稅。比如英國,因為收緊開支,地方政府甚至破產了。而其他地方的政府也是不得不提高稅收。這些問題形成了一個“不可能三角”:開支無法再增加,債務已經很高,卻又必須要穩定經濟。

然而,中國看起來似乎是個例外。西方國家,比如韓國、美國,領導人的民望都因為經濟壓力而下降。比如韓國的尹錫悅,他的支持率很低,因為經濟疲軟、通膨壓力大。而美國的拜登同樣面對高通膨,加上俄烏戰爭、能源價格飆升的影響。這些全球性的問題,加上多地局勢動盪,比如以色列和敘利亞的戰爭,更是讓經濟雪上加霜。

但中國不同,他們一直宣傳自己是“東升西降”的代表,每年保持4%到5%的經濟增長。而反觀西方的G7國家,經濟增速只有零點幾個百分點。雖然這看起來中國“獨領風騷”,但也有很多人對官方數據提出質疑。

最近,有兩位中國經濟學家公開批評這種增長數據,他們是高善文和付鵬。這兩位的分析非常大膽,以至於被封號。高善文是清華大學的博士,也是安信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,他過去的經濟分析多次被業界認為非常準確。他在一次深圳的投資會議上提到,中國目前的狀況可以用三個詞概括:生機勃勃的老年人、死氣沉沉的年輕人、生無可戀的中年人。

這段話一出,讓很多人拍案叫絕。高善文分析指出,老年人生活得很好,因為他們享受了改革開放的紅利,大多數人已經擁有房產,退休金也不錯。對他們來說,現在的生活是跳廣場舞、旅遊、吃好住好,非常悠閒。

然而,年輕人就不一樣了。他們面臨就業難題,不僅因為疫情導致的經濟萎縮,還有中美貿易戰帶來的產業鏈外移,比如許多工廠搬到了印度、越南等地。同時,人工智能的興起也取代了許多年輕人能做的工作,像編輯、設計,甚至是體育解說,現在很多公司都用AI代勞。結果,許多年輕人選擇“躺平”,不婚不育、不追求社會地位,只是打遊戲混日子,因為他們看不到未來。

至於中年人,他們的日子更不好過。這一代人背負著沉重的房貸,還要養孩子、供養父母。他們的資產價值大幅縮水,有的甚至買了爛尾樓,既拿不到房子,又還得繼續還貸款。在這種壓力下,他們消費力嚴重下降,導致整個經濟更難恢復。

高善文指出,這樣的結構性問題是由一孩政策埋下的禍根。人口紅利的消失,讓中國陷入了無法避免的長期低迷。他認為,疫情帶來的影響,至少需要九年才能完全平復。而更讓人震驚的是,他指出,過去幾年中國的GDP數據被高估了,實際上可能被誇大了10%。

另一位經濟學家付鵬的觀點則聚焦於中產階級的衰退。他認為,中國中產階級的有效需求不足,這才是經濟疲軟的根本原因。中產階級的消亡,除了有大環境的影響,還有小氣候的影響,就是習近平的暴力監管政策。所以他說現在中產很慘。今年無緣無故多了2,000萬部網約車,因為中產本身有車,他們發現失去了自己的職業,不能做補習,不能做網絡,不能做他們原本的行業。或者,加上很多行業因為人工智能的原因被淘汰了,現在流行網紅帶貨,不流行實體店了。他們就變成了做網約車司機,突然間一年多了2,000萬名網約車司機。原因就是因為中產階級下流,原本是中產的,現在返貧,變成了窮人。

加上中產階級本身即使有一份工作,星期六、日都要做網約車,因為房債的問題。剛剛所說,房債問題會影響未來數十年。現在大概30至50歲的人,隨時要再還20年、30年的房貸。用600萬成交的房子,現在剩下200萬,怎麼辦?

所以這就是葉公好龍。就說你打擊房價,習近平說要房住不炒,現在打擊了,凡是用政策就是,你處理了問題,只會產生更大問題。

其實全世界經濟都不景,但區別是什麼?在英國,每一天反對黨都唱衰。工黨做反對黨的時候唱衰,現在保守黨做反對黨的時候也唱衰。《經濟學人》雜誌每一期都唱衰,《BBC》也每一期唱衰英國的經濟。甚至乎那些移英港人的頻道,有些發現原來唱衰英國的收視率比說好中國故事還高。

其實在英國唱衰沒什麼問題,這就是西方文化普遍的認識。因為人是有原罪的,人是邪惡的,人是有缺陷的,人是不完美的。而政府是由人去組成的,政府當然不完美,當然是邪惡,當然是有問題。所以在整個西方文化,普遍會放大一些負面的東西。對於好的東西,一般覺得好是應該的,所以好的東西不會表揚。

經濟學家只會說真話,說好話沒什麼特別,是應份的。如果好就說好話。但是中國不同,中國人假設人性是光輝偉大正確正義,人性是本善的,所以共產黨是偉光正的,不可以唱衰。唱衰了就好像高善文和付鵬一樣,會被封號,網傳被約談。

但是實際如何不知道,因為我們一分材料一分話。好像中國國防部部長,之前新聞說他因為貪腐下台了,我也引述消息的時候,我說這個消息還沒證實,也不能證實。但是結果後來爆出,原來是另一名軍委的領導下台了,不是國防部部長。這不影響我的評論,但是西方普遍是客觀,或者客觀之餘還會有一些放負。但是中國不能接受放負,認為放負會影響他們的信心,影響他們的消費能力。

你要說真話,讓人民自己聽、自己選擇。但不是的,中國最用暴力的方法,暴力監管。不讓人們說真話,封號、約談,甚至拘捕、國安法、危害國家安全,鼓勵人們說好中國故事,說好中國聲音。這是不是負責任的做法呢?

高善文認為中國的GDP已經被高估了10%。他這個預測比我大膽,高估了10%。這些說話是高善文和付鵬的觀點,其實我認為是老生常談。過去我們這麼多年都不斷說,只不過我們在海外說,就會無後顧之憂。現在這兩位在國內說,我要向他們致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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