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工具理性」與「價值理性」的歷史淵源與思想派系
「工具理性」與「價值理性」是現代哲學與社會學中的重要概念，最早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·韋伯（Max Weber）提出，旨在探討人類行為背後的動機與目標。在中國歷史與思想傳統中，這兩種理性模式亦可見於不同的學派，如法家、儒家、道家與墨家等。
工具理性：務實與結果導向的決策方式
「工具理性」（Instrumental Rationality）指的是一種基於現實條件，追求最高效達成目標的決策方式。這類理性考量的是手段與效果，而非道德或價值觀。工具理性強調「可行性」，若某一行動無法帶來理想結果，則應放棄或調整策略，避免不必要的犧牲。
在中國歷史上，法家即是典型的「工具理性」代表。法家學派，如韓非子、商鞅、李斯等人，主張「以法治國」，不受傳統道德束縛，認為國家應以強制力與法律來維持穩定。例如，商鞅變法時，為了提高國力與軍事實力，推行嚴格的獎懲制度，不論身份貴賤，只以成果論英雄，這正是工具理性的體現。
此外，道家思想的「無為而治」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工具理性的成分。道家不強調道德約束，而是順應自然規律，讓社會自我調節，如老子主張「治大國若烹小鮮」，強調統治者應該以柔克剛，避免過度干預，這也是一種根據環境調整策略的理性選擇。
價值理性：信念與道德至上的堅持
「價值理性」（Value Rationality）則與工具理性相對，指的是即便面對現實困境，仍然堅持特定的信仰與價值觀，不計較現實條件是否允許。這種理性更多是基於「應然」，即「什麼是正確的」，而非「什麼是可能的」。
在中國思想史上，儒家是價值理性的代表。孔子提倡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」，主張君子應該以道德為核心，無論環境如何艱難，都應堅持正道。孟子更強調「舍生取義」，即使面對強權，也不應該放棄正義。例如，文天祥在宋朝滅亡之際，拒絕投降元朝，即使被囚禁多年，最終仍選擇慷慨就義，他的行為正是價值理性的極致體現。
墨家思想也具有價值理性的特徵，墨子提倡「兼愛非攻」，即便現實中戰爭是不可避免的，他仍然堅持反對侵略，主張和平與平等。墨家弟子甚至親自參與防守戰事，幫助弱國抵抗強國，以實際行動捍衛自己的信仰。
歷史中的兩種理性選擇
歷史上，「工具理性」與「價值理性」的對立常見於戰爭決策與國家治理。例如，宋高宗與秦檜採取工具理性的策略，認為與金國和談能夠保存南宋政權與百姓安寧；而岳飛則秉持價值理性，堅持北伐，雖然現實條件不利，但仍希望能夠光復失土。
近代歷史中，抗日戰爭時蔣介石與汪精衛的選擇也體現了這種對立。蔣介石選擇抗戰，雖然國力懸殊，但認為唯有堅持抵抗，才能維護國家主權；而汪精衛則認為應該與日本妥協，以換取短期的和平與經濟穩定。
岳飛與秦檜：忠義與權謀的歷史抉擇
「時窮節乃現」，歷史的關鍵時刻往往能夠看出人物的本質。我們對岳飛與秦檜的認識，大多來自教科書的影響。然而，這些史書如錢穆的《國史大綱》、傅樂成的《中國通史》、呂思勉的《中國通史》等，無不帶有時代的烙印。
例如，在抗戰時期，蔣介石主張對日決戰，而汪精衛則選擇投降，以減少傷亡。於是，歷史上的岳飛被塑造成蔣介石，秦檜則被比擬為汪精衛。近年來，當烏克蘭戰爭爆發時，不少中國官媒、學者及權威機構鼓勵和談，認為應接受現實、避免無謂的抵抗。這種論調，其實與汪精衛和秦檜的思維如出一轍。
「十二道金牌召岳飛」
「十二道金牌召岳飛」這一說法並非指實際發出了十二道金牌，而是後人用以形容當時朝廷緊急召回岳飛的迫切程度。在南宋紹興十年（1140年），岳飛率領岳家軍在北伐中取得重大勝利，進軍至朱仙鎮，距離開封僅四十五里。然而，宋高宗趙構一心求和，擔心岳飛的軍事成功可能威脅其統治地位，於是連續下達多道金字牌，命令岳飛班師回朝。據《宋史·岳飛傳》記載：「一日奉十二金字牌。」然而，現代學者如鄧廣銘在《岳飛傳》中考證指出，從朱仙鎮到臨安相距兩千多里，以當時的交通條件，不可能在一日內傳遞十二道金牌，這種說法過於戲劇性。因此，「十二道金牌」更可能是後人誇張的表述，用以強調朝廷召回岳飛的急切和強制性。
歷史的塑造與價值觀的選擇
歷史是一位被打扮的姑娘，經常被統治者重新塑造。究竟岳飛還是秦檜才是真正的正義象徵？這取決於我們的價值觀。在《管子》一書的北京版與香港版序言中，筆者曾提到《管子》融合了儒家、道家與法家的思想，包含兩種價值觀：「工具理性」與「價值理性」。前者主張務實，如法家般認為戰爭會帶來更大損失，因此應該和談；後者則強調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」，即便明知無望，也要奮戰到底。
教科書一直讚揚這種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」的精神，如關羽、岳飛、史可法、文天祥等忠臣烈士，然而，當現實壓力來臨時，許多人開始考慮資源、經濟與生存問題。抗戰時，中國雖資源短缺，卻仍堅持抵抗。有些人認為抵抗只會造成更大傷亡，但敵佔區內的民眾所遭受的苦難，如骨肉分離、自由被剝奪，卻鮮少被討論。
岳飛的忠義與「莫須有」的罪名 「莫」是停頓詞
岳飛在歷史上被視為民族英雄，但在當時卻被以「莫須有」的罪名處死。韓世忠曾問秦檜：「岳飛到底犯了什麼罪？」秦檜含糊回答：「莫須有」，即「可能有吧」，此話成為千古笑柄。
「莫」在古代漢語中除了作為否定詞（如「莫敢言」意為「沒有人敢說」）外，還可能源自古代民族語言中的停頓詞，類似於現代漢語中的「嗯」、「啊」等。這種用法在古文書寫中較少見，但在口語中可能充當語氣緩衝，使語句更加自然流暢。例如，秦檜回應韓世忠時說「莫須有」，其中的「莫」可能帶有停頓的作用，表示猶豫或間接推測，而非單純的否定。這種語言現象反映了漢語在歷史演變中，受各地區語言影響的多樣性。
當時官方記載岳飛的罪名包括：不服從上級命令、煽動叛亂、勾結地方軍閥等。然而，在宋高宗退位後，岳飛很快被平反。新皇帝宋孝宗為推動北伐，塑造岳飛為抗金英雄。岳飛的孫子岳珂亦撰寫大量相關故事，進一步美化其形象。然而，部分傳說如岳飛幼年經歷黃河決堤的事件，經地理考證後，發現當時黃河早已改道，這些故事可能是後人杜撰。
秦檜：奸臣或穩定南宋的關鍵？
近年來，有人試圖為秦檜翻案。2003年，南京出土秦檜墓文物，其中發現800多件珍貴物品，雖有謠言稱發現秦檜遺書，但經考證並無確鑿證據。然而，部分學者開始認為秦檜並非單純的奸臣，而是南宋穩定局勢的重要人物。
何忠禮教授在《宋高宗新論》中指出，歷史往往站在岳飛一邊，卻忽略了宋高宗與秦檜的立場。當時南宋與金國持續十多年戰爭，最終在紹興十一年選擇和談，這並非懦弱，而是一種現實權衡。油炸鬼與咕嚕肉的歷史典故
在中國飲食文化中，許多傳統食品不僅僅是日常美味，更蘊含著深遠的歷史故事與象徵意義。其中，「油炸鬼」與「咕嚕肉」這兩道菜便與南宋抗金名將岳飛相關，分別代表了對奸臣的憤怒與對民族氣節的緬懷。
「油炸鬼」：象徵對秦檜的民間憤怒
「油炸鬼」是廣東地區對油條的俗稱，這一名稱的由來與南宋時期的忠臣岳飛有關。岳飛因「莫須有」的罪名遭秦檜誣陷致死，這一事件引發了百姓的憤怒。相傳，為了表達對秦檜夫婦的譴責，當地的麵點師傅將兩條麵糰緊緊相連，象徵秦檜與其妻王氏，並將其投入熱油中炸製，使之扭曲變形，寓意對奸臣的懲罰與唾棄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「油炸檜」的稱呼在粵語地區逐漸演變為「油炸鬼」，其中「鬼」在粵語中也有貶義，這道食物因此成為百姓對秦檜的抗議象徵。
「咕嚕肉」：源於岳飛的抗金豪情
「咕嚕肉」是一道廣東菜，以炸豬肉塊搭配酸甜醬汁而聞名。這道菜的名稱，據說與岳飛的著名詞作《滿江紅》有關。在詞中，岳飛曾寫道：「壯志飢餐胡虜肉，笑談渴飲匈奴血」，表達了誓死抗敵、收復失土的決心。後來，人們為了紀念岳飛的愛國精神，便將「胡虜肉」這一詞組音譯為「咕嚕肉」，用來命名這道菜，象徵對岳飛氣節的傳承與緬懷。雖然此說法未見於正式史書，但仍在民間廣為流傳，成為中國飲食文化與歷史故事交織的典型案例。
北伐的困境與南宋的戰略
宋高宗趙構曾被金人俘虜，後獲釋返回南宋，但其母親韋太后及兄弟姐妹淪為俘虜。為換回母親，他選擇和談，並確保皇位不受兄長宋欽宗威脅。
南宋建立後，金軍在北方占優勢，但在水戰不如南宋。因此，當戰爭轉移至江南，南宋防禦優勢逐漸顯現。然而，岳飛的北伐困難重重，補給不足，第三次北伐時，他僅攜帶十天糧食，極為危險。「直搗黃龍」的說法，更可能只是激勵士氣之詞，因黃龍府位於今日吉林，南宋連開封都難以收復，更遑論深入敵境。
《滿江紅·寫懷》全文
怒髮衝冠，憑欄處、瀟瀟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長嘯，壯懷激烈。三十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雲和月。莫等閒、白了少年頭，空悲切。
靖康恥，猶未雪；臣子恨，何時滅？駕長車，踏破賀蘭山缺。壯志飢餐胡虜肉，笑談渴飲匈奴血。待從頭、收拾舊山河，朝天闕。
《滿江紅·寫懷》並不是岳飛所作
《滿江紅·寫懷》一詞中的「駕長車，踏破賀蘭山缺」一句，引發了對該詞作者身份的爭議。賀蘭山位於今中國寧夏回族自治區與內蒙古自治區交界處，歷史上主要與西夏和蒙古有關。岳飛生活於南宋時期，主要抗擊的對象是金國，而金國的勢力範圍主要在中國北方，如燕雲十六州與華北平原，與賀蘭山並無直接關聯。因此，有學者認為，岳飛不太可能以賀蘭山作為抗金目標，這可能暗示該詞的作者並非岳飛。
此外，該詞中還有「壯志飢餐胡虜肉，笑談渴飲匈奴血」的句子。「胡虜」和「匈奴」在歷史上分別指代不同的北方民族，而岳飛時期的主要對手是金人，並非匈奴或蒙古。這些詞語的使用，也被視為該詞可能並非岳飛所作的證據之一。
總而言之，該詞中的地理和歷史指涉引發了對作者身份的質疑。然而，這些推測仍需進一步的歷史考證和學術研究來驗證。在歷史上，賀蘭山曾是西夏與蒙古的重要戰略地帶，但與南宋抗金的戰場範圍並無直接關聯。因此，在《滿江紅·寫懷》中出現「踏破賀蘭山缺」，被認為更可能是明代詞人影射蒙古國，而非岳飛時代的軍事戰略目標。
結語：歷史的選擇與價值的判斷
歷史從來不是黑白分明的，岳飛的忠義無庸置疑，但秦檜的選擇是否全然錯誤，也值得思考。最終，每個人如何評價這段歷史，取決於自身的價值觀。在歷史的浪潮中，我們都會發現自己究竟是哪一類人。
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，並非絕對的對錯之分，而是基於不同時代背景與個人信念的選擇。現實世界中，我們既需要像秦檜這樣務實的政治家來維持穩定，也需要如岳飛般的忠義之士來捍衛信仰。歷史的評價，往往受到後世價值觀的影響，最終，如何選擇，取決於我們自身的立場與信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