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言
2025年6月25日，蔡瀾在香港養和醫院安詳離世，享年83歲。他的逝世標誌著「香江四大才子」——金庸、倪匡、黃霑和蔡瀾——時代的終結。這四位文化巨人在文學、科幻、音樂和美食領域為香港文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。他們的作品不僅定義了香港的黃金年代，也影響了整個華語世界。本文將回顧「四大才子」的貢獻，特別聚焦於黃霑對粵語流行曲的影響及其對中國未來的理想寄語，同時探討香港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變遷與傳承。
何謂「四大才子」？
洋務派認為中國人什麼都喜歡講四大。「四大才子」的稱號源於中國文化對「四大」的偏好，如四大天王、四大名著和四大發明等，反映了東亞文化對分類的喜好，或可追溯至佛教「四大皆空」的理念，即世界由地、水、火、風構成。在香港，金庸（查良鏞）、倪匡、黃霑和蔡瀾因其在各自領域的卓越成就被譽為「四大才子」。他們的作品和思想不僅塑造了香港的文化面貌，也成為華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| 才子 | 領域 | 代表作品 |
|---|---|---|
| 金庸 | 武俠小說 | 《射鵰英雄傳》、《神鵰俠侶》、《倚天屠龍記》 |
| 倪匡 | 科幻與玄幻小說 | 《衛斯理》系列、《原振俠》系列 |
| 黃霑 | 音樂與填詞 | 《獅子山下》、《我的中國心》、《倩女幽魂》 |
| 蔡瀾 | 美食與文學 | 《蔡瀾人生真好玩》、《舌尖上的中國》 |
蔡瀾的謙遜與金庸的經典地位
蔡瀾（1941-2025）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作家、美食家和電影人。他以幽默風趣的文字和對生活的熱愛聞名，代表作包括《蔡瀾人生真好玩》和《舌尖上的中國》。然而，他對「四大才子」的稱號持保留態度，認為自己、倪匡和黃霑的成就無法與金庸相提並論。蔡瀾認為，金庸的武俠小說因其文學深度、歷史考據和文化內涵，具有超越時代的價值，堪比魯迅、巴金和張愛玲的經典作品。他坦言，自己的作品更偏向生活化的隨筆，影響力可能不如金庸的文學巨著那般深遠。
金庸（1924-2018），本名查良鏞，是香港武俠小說的泰斗。他的作品如《射鵰英雄傳》、《神鵰俠侶》和《鹿鼎記》不僅是通俗文學的經典，更因其對歷史、文化和人性深刻的描寫而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。金庸的小說融合了儒家、道家和佛家思想，通過武俠世界探討忠義、愛情和權力鬥爭，吸引了全球華人讀者。他的作品被改編成無數影視劇，影響力遍及亞洲乃至世界。
倪匡：科幻與玄幻的開拓者
倪匡（1935-2022）是香港通俗文學的代表人物，以《衛斯理》和《原振俠》系列聞名。他的作品涵蓋科幻、玄幻和冒險元素，以快節奏的敘事和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吸引讀者。與金庸不同，倪匡的創作更注重娛樂性，缺乏深入的歷史或文學考據。他曾坦言，遇到不懂的典故便直接向金庸請教，從不主動查證，這使他的作品更偏向「即食文化」，閱讀性強但缺乏深層積澱。
儘管如此，倪匡作為華語科幻與玄幻小說的先驅，對中國內地和台灣的作家產生了深遠影響。他的《衛斯理》系列開創了華語科幻的先河，啟發了後來的作家如劉慈欣等人。倪匡的作品雖然不如金庸的經典化，但其大膽的想像力和通俗化的風格使其成為香港文化的重要一環。
黃霑：粵語流行曲的巨匠
黃霑（1941-2004），本名黃湛森，被親切稱為「霑叔」，是香港粵語流行曲的代表人物。他創作超過2000首歌曲，包括《獅子山下》、《我的中國心》、《倩女幽魂》等經典作品，這些歌曲不僅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，也成為華語音樂的標誌。他的博士論文《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：香港流行音樂研究（1949-1997）》詳細分析了香港流行音樂的歷史，並預測隨著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開放，粵語文化的影響力將逐漸減弱，香港最終將成為中國眾多城市中的一個。
香港流行音樂的三個時代
黃霑在論文中將香港流行音樂分為三個時代：
- 《夜來香》時代（1949-1959）
這一時期，隨著內地政治局勢的變化，大量上海音樂家南下香港，使香港成為接收北方音樂文化的新中心。上海的流行音樂風格，如爵士和舞曲，影響了香港早期的音樂創作。 - 《不了情》時代
隨著國語片的興起，香港成為全球華語影視中心，吸引了大量內地創作者南下。國語歌在這一時期盛行，影響力擴展至台灣和東南亞，奠定了香港作為華語娛樂之都的地位。 - 本土廣東歌興起時代（1970年代起）
許冠傑以粵語創作，開創了本土化音樂的先河。他的歌曲如《打雀英雄傳》和《為兩餐乜都肯制》反映了香港草根階層的生活，真實而貼地。黃霑高度讚揚這些市井歌詞的真實性，但對許冠傑的情歌如《雙星情歌》頗有微詞，認為其用詞陳腐，缺乏時代感。
創作模式的轉變
黃霑指出，粵語流行曲最初遵循「先詞後曲」的創作模式，深受趙元任影響，注重歌詞的文學性和詩意。後來轉為「先曲後詞」，導致歌詞為配合旋律而失去靈魂。1980年代後期，粵語歌大量借用西方和日本旋律，進一步削弱本土創作力。黃霑認為，《我的中國心》和《人間道》等歌曲雖有愛國與民主理想，但1989年後的政治歌曲逐漸減少，樂壇轉而聚焦情歌，內容單一，缺乏深度。
對樂壇的批評與誤判
2003年，黃霑宣稱香港樂壇已死，指出唱片銷量從1995年的18.53億港元下降至1998年的9.16億港元，並以張國榮、梅艷芳等巨星的淡出為例。然而，這一觀點忽略了數位盜版和串流平台的興起對音樂產業的影響。事實上，林夕的佛學歌詞、黃偉文的成長主題歌，以及張學友的音樂劇《雪狼湖》等作品顯示香港樂壇仍有深刻創作。此外，鄧紫棋（G.E.M.）等新世代歌手的國際成功，證明樂壇正在轉型而非衰亡。
黃霑的愛國情懷
黃霑對中國有深厚情感，即使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創作反共歌曲，他對祖國的浪漫幻想從未改變。他的愛國情懷常透過音樂表達，如《包青天》主題曲原詞「但願我中國天天見青天」，後改為「但願我心裡天天見青天」，以避免宋朝「中國」定義的歷史錯置。這句歌詞不僅表達了他對清廉公義的期望，也反映了中國文化中對「清官」的渴望，與西方法治社會的官僚制度形成對比。
黃霑的理想是一個自由、多元、清廉的中國，而非僅有表面強大的體制。他的歌曲如《獅子山下》激勵香港人自強不息，而《我的中國心》則表達了對祖國的深情。他的博士論文最後感嘆，隨著香港回歸，粵語文化的獨特性逐漸消失，香港將成為中國眾多城市中的一個。他引用羅文1978年《強人》的歌詞作結：「莫記始終得失，不記恨愛相纏，只記共你當年曾經相識過。」這是對香港黃金歲月最動人的告別。
香港樂壇的轉型與新生
儘管黃霑在2003年對香港樂壇的未來持悲觀態度，但事實證明，香港音樂並未消亡，而是經歷了深刻的轉型。林夕以其佛學哲理和親情主題的歌詞，如《單車》，為粵語歌注入了新的靈魂；黃偉文則以成長和身份認同為主題，創作了大量深刻作品。張學友的音樂劇《雪狼湖》展示了香港音樂人的藝術野心。此外，鄧紫棋（G.E.M.）等新世代歌手的國際影響力不容小覷，她的演唱會收入曾躋身全球前五，顯示香港音樂在全球舞台上的競爭力。
香港樂壇的轉型也與數位化時代的到來密切相關。串流平台的興起改變了音樂消費模式，雖然傳統唱片銷量下降，但新媒體為年輕音樂人提供了更廣闊的舞台。從獨立音樂到跨界合作，香港音樂人正在探索新的創作方式，延續了「四大才子」時代的創新精神。
結語
蔡瀾的逝世讓我們重新審視「四大才子」的文化遺產。金庸的武俠小說、倪匡的科幻冒險、黃霑的音樂創作和蔡瀾的美食哲學，共同塑造了香港的黃金年代。黃霑的音樂不僅是時代的聲音，也是他對理想中國的寄語。他的作品和思想提醒我們，文化的價值在於啟發與傳承。隨著新世代藝術家的崛起，香港樂壇或許已轉型，但「四大才子」的影響將永遠留存。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，即使時代變遷，文化的力量依然能夠跨越時空，激勵後人。
參考資料：
